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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何，男，1963年出生。诗人，小说家。参与“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是“非非非”诗派的核心成员。曾出版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6个动词，或苹果》《时间表》《昆乱不挡》、小说集《女巫之城》《他割了又长的生活》《动物园》、小说集《潘金莲回忆录》《爱情歌谣》等。曾获第九届“田文诗人奖”、第一届“《藏地白日梦》先锋新浪潮力量奖”、第三届“中国独立诗歌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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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Jojo圈
创作谈
写作者的寓言
何朱晓
法国时尚杂志《大家》的主编让多米尼克鲍比在开车时突发脑溢血。从那以后，他瘫痪在床，失去了行动和说话的能力，只能通过眨左眼皮与他人交流。眨一下眼皮表示“是”，眨两下眼睛表示“不是” 。多米尼克就这样选择了书信，完成了他的自传《Elle》。根据这部自传改编的同名电影再现了多米尼克用眼睑写作的奇特过程。
在电影的开头，使用了多米尼克的视觉。他在深度昏迷20天后醒来，看了医生，看了病房，听到了人们的声音。所以画面是抖动的，模糊的，不完整的。这种梦幻般的影像效果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主角的处境和感受，仿佛他被一个“潜水钟”罩住了。这种镜头持续了很长时间，让观众感觉有点喘不过气来。直到多米尼克在语言治疗师的帮助下，开始通过眨眼睛、选字母的方式进行写作，镜头才逐渐抖开，他才有了全景。在这个过程中，连接在一起的镜头无疑是对“孤独”和“无助”以及人类存在本质的具象化、极端化的描述。作为一个作家，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发现这是一个关于写作及其作者的寓言。
写作是一项孤独的工作。尤其是对于长篇写作来说，从毕业典礼那天起，就像进入了“潜水钟”，与世隔绝，只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与这些声音共存(共存或更经常地纠缠)，期待一个清晰和原创的表达。但往往并不顺利，孤独和无助是齐头并进的。没人能帮你。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幽闭恐惧症”，才逃避写“潜水钟” 。这个失败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次。所以，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很羡慕处于绝境的多米尼克。就像普鲁斯特，如果不是因为哮喘，他不得不把自己局限在书房里，恐怕我们今天也不会读到《潜水钟与蝴蝶》这部名著。但即使有了这部杰作，普鲁斯特的弟弟说，凡是能看完这部小说的人，一定是四肢瘫痪，困在床上。同样，作为《追忆逝水年华》的主编，多米尼克在职场和恋爱事务中走南闯北。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迫使他“安静”下来，很难想象他能潜下去写一本《Elle》那样的自传？之前，他确实和出版商签了自传协议，但并没有开始写。
影片中，与“潜水钟”相对应的形象是“蝴蝶” 。作为作家的寓言，蝴蝶代表着灵感和飞翔。但是寻找和捕捉蝴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那些写作有困难的人来说，这样的蝴蝶可以遇见，但不可寻觅。只有耐心、专注地等待。问题是，当我们能像普通人一样跑、跳、吃、喝、说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忍受这样的孤独，等待“蝴蝶”的到来一年、两年甚至一生？
何小竹短制七篇
何朱晓
机场
鸡笼山机场建在鸡笼山山顶，下面是鸡笼镇。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机场。每周只有一架飞机降落。
我偶然来到这个机场。送我去机场的朋友说，碰碰运气，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来飞机。
当地人把降落在鸡笼山机场的飞机称之为路过的飞机，也就是说一周后一定有飞机飞过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会来。就像临时路过一样，每当飞机有空位，它就会飞起来，停下来看看有没有人，有人会把它带在身边。
我问朋友，连机场的人都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来。朋友说，差不多吧。只能提前一个小时通知他们，某个地方到某个地方的某个航班会在这里降落。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从镇上开车过来花了一个半小时，即使机场的人很了解你，他们还是给你通风报信了。
天有架飞机要飞过来，你也来不及啊是不是？
我们把车停在机场候机室门口。山上的风很大，朋友说，你下车后先靠住车门，抓住把手，等站稳了再走。他这一提醒，倒让我害怕起来，会不会一不小心就被吹到山下去了啊？
机场的候机室只有一间杂货铺大。我对朋友说，这根本不像候机室。朋友说，但也不像杂货铺啊，杂货铺有这样舒服的椅子坐吗？的确，候机室虽然小，但这一排椅子却是地道的机场候机的椅子，跟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椅子一模一样。还有洗手间，我去了一下，洗手间不仅干净，洗手台边的墙上还有抽纸筒，我抽了一张出来擦手，纸的质地也跟双流国际机场的一样。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老头拿着一只拖把在拖地。我问他，今天有飞机来吗？老头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反应，他好像听不懂我说的话。
朋友说，今天是周三，他上次到这里坐飞机就是周三。他的意思是，周三来飞机的概率比较高。但我不太相信，就他这一次数据，根本没有说服力。我问他，你们镇上除了你，还有人来这里坐过飞机吗？他说当然有，镇长，副镇长，还有派出所所长，鸡笼中学校长，都坐过。他本人是鸡笼卫生院院长。他们都是周三坐到飞机的吗？我又问。不知道。他拿出手机，要不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我说不用了，肯定不是周三。他嘿嘿一笑，把手机放回了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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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摄@乔乔圈
我本来可以坐火车回成都，有一班从宁波开往成都的火车要经过鸡笼镇。但朋友说，既然你那么急着回去，不妨考虑一下坐飞机。于是他给我讲起了鸡笼山机场。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他讲的这个山顶上的机场一下就激起了我的兴趣，赶不赶时间倒在其次了。
我也曾问过朋友，这个连航班都不确定的机场有何存在的必要？朋友很神秘地压低嗓音说出了两个字：战备。我一听就笑了。我说，你在喜马拉雅山修机场我都可以理解，是战备，因为那边既有印度，也有尼泊尔，还有尚未建交的不丹。但你说你们鸡笼山会跟谁打仗？朋友摆了摆手说，你不懂，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朋友在没有数据支持下的直觉是对的，周三来飞机的概率很高。就在我完全不抱希望的时候，候机室的喇叭响起了一个悦耳的女声，她用我们熟悉的机场普通话加英语播报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先生们，女士们，请注意，从郑州飞往成都的CA4278次航班即将降落鸡笼山机场，请您抓紧时间，做好登机的准备。
我问朋友，这机场还有女职员？朋友说，有的，是个退役的空姐。
飞机
不记得是从哪里飞哪里了，非洲的地名不好记。但我记住了我乘坐的那架飞机。
首先我发现这架飞机的安检太马虎了，我轻而易举就将一只打火机带了上去。然后我又发现，这是我坐过的最狭窄的飞机——不是最小，是最狭窄。飞机够长，有二十多排座位，但一排只有两个座，分靠两边，中间是过道，有一种坐子弹头商务车的感觉。
飞机上的乘客多数是白人，只有几个黑人，还有就是我这个黄种人。机长和飞行员在起飞前出来露了下脸，也是白人。但两个空乘人员是黑人，一男一女。起飞前机舱里充斥着各种说话声和笑声，我不懂外语，不知他们在说什么。我突然觉得，这种单人的座位也挺好的，免除了与人交谈的尴尬。我本来是有翻译的，一个在非洲做导游的四川女孩，但偏偏到了机场她才发现笔记本电脑落酒店了。我只好先走，在下一个机场等她。
飞机起飞的时候，就在跑道上跳了两下，引来一阵惊叫；终于腾空而起，大家又发出了一阵欢笑声，还集体鼓起了掌；当上升到一定高度，进入平稳飞行之后，机舱里顿时安静下来。我看见有人调整了座椅靠背，戴上眼罩，准备睡一会。有人则拿出一本书，捧在手上读起来。还有的人，偏着头看着窗外。窗外除了云，就是蓝色的一片虚空。
我在飞机上睡不着，也没有在飞机上看书的习惯，只好偏着头去看窗外。但窗外真没什么好看的，看一会就感到无聊。当我转过头来，就看见右边那位，可能也是觉得窗外没什么看的，无聊地回过头，我们的目光刚好碰在一起——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他朝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也本能地点了下头，但却没有像他一样露出那种微笑。我总觉得，语言不通，就不可能带出相应的表情。他突然开始哇啦哇啦说话，表情也由微笑变成各种笑。好在我及时发现，他并不是对我，而是在对他的女友（或妻子）说话，她就坐在我前排的椅子上，也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我松了一口气，继续偏过头去看窗外。
这时窗外浮现出一座山，山顶有积雪，我一下有点紧张，不是害怕的紧张，是兴奋的紧张，因为之前就听翻译——那个四川女孩说过，这次航线是要经过乞力马扎罗的，就是海明威写过的那座山啊。就在我发现乞力马扎罗山的时候，右边那位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冲他的女友（或妻子）哇啦哇啦地喊，相当于在说“看，快看”，因为他那边看不到，只能从我们这边的窗口看。他的女友正靠在椅背上听随身听，听得很陶醉，估计眼睛也是闭上的，全然不知道他在那里手舞足蹈地嚷嚷。他看喊她不应，就跑过来，推女友的肩膀。女友睁开眼睛，相当吃惊地看着他。他又猛指窗外，让她看。女友偏过头去，这一看让她也喊了起来，并和他来了一个亲吻和拥抱。他好像这样还不足以分享内心的喜悦，又转过身来和我哇啦哇啦地说话，还不停地用手指着窗外，这次我听懂了他的一句话：乞力马扎罗。他怕我还不懂，就拿衣兜里的一本书出来翻给我看，是一本旅游指南类的书，他翻到的那一页，就是乞力马扎罗山的图片。我急忙用“也是、也是”的英语单词告诉他，我知道这是乞力马扎罗，我还知道海明威，格里高利·派克和英格丽·褒曼。他朝我竖起了大拇指，OK，“也是也是” 。
飞机从乞力马扎罗的上空缓缓飞过，直到它最后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随后，飞机钻进一片厚厚的云层，开始剧烈地颠簸和抖动。喇叭里响起了机长的声音，听不懂也猜得到，他在告诉我们：飞机正受到气流的影响，请大家坐好，不必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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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摄@乔乔圈
火车站
我下了火车，便跟着一群人往出站口走。这群人从穿着到口音，感觉都是当地人。
先是在月台上沿着火车尾部的方向走。天色已晚，月台上有路灯。但走着走着，路灯突然就没有了，我才发现，我们已经离开月台，改在铁轨上走了。我问旁边一个背黑色人造革挂包的中年男人，是这样出站吗？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难道听不懂我的口音？我又改用普通话问，这次他看都不看我，加快了脚步，像是不想要我跟着他。
开始我并没太在意，以为这里的人就这个样子。但越往前走，越觉得不对，走了这么远连一栋像火车站的房子都没有，越走越荒凉。我知道像这样的县级城市，火车站一般都比较简陋，但再简陋也不至于除了铁轨就是野草吧？
我拉住一个年轻人，问他这是去出站口的路吗？年轻人长相很老实，虽然也不说话，但却很肯定地朝我点了点头。我看了看前面，除了铁轨就是野草，还是有点不放心，又紧走几步，追上一个穿花衬衣背红色水桶包的女人，你们是不是去出站口？女人看了我一眼，你是外地人？我说是的。她又问，你来这里做什么？我说来这里参加一个文学会议。她笑了一下，那你肯定是有票的了？我问什么票？她说当然是火车票，难道问你粮票不成？我说有的，我有火车票。女人这次笑出声来，你既然有票跟我们走么子走？我们都是没有票的人。她见我还没明白，又说，你本来是可以走那边检票口出站的，我们走这边是为了逃票，逃票，懂了没有？这下我懂了。那我现在应该倒回去走吗？我问道。她又大笑起来，你现在出都要出站了，还倒回去个鬼啊。
的确，不一会我们就离开铁轨，爬上了一个土坡，土坡外面就是马路。但这样出站，自然错过了那个在出站口接我的人。我傻傻地站在马路上，有点不知所措。这时女人过来问道，你晓得开会的地点不？我便从口袋里翻出会议通知，上面写着：水城宾馆。女人哦了一声，跟我走，正好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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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摄@乔乔圈
酒店
他的人生理想是一辈子住酒店，像作家纳博科夫那样。他还告诉我，《洛丽塔》这样的小说就是在酒店里写出来的。但他并不是一个作家，没有在酒店里写小说的计划。他只是喜欢住酒店的那种感觉，房间有人打扫，床单有人换洗，有免费早餐，其余两餐也可以在酒店内解决。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住在酒店里那种陌生和漂泊的感觉，好像自己永远是一个异乡人。差不多四十岁的时候，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卖掉了自己的公寓和公寓里的全部家当，将个人物品浓缩进一只旅行箱。当晚，他就拖着这只旅行箱住进了本市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喝一杯，以示庆祝。酒是酒店房间里现成的，苏格兰威士忌。这个浪漫主义者特意穿上了一件酒店客房的睡衣，还建议我也穿上，我拒绝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问了他一个财务问题，公寓卖了多少钱？这样的酒店你能住多久，计算过没有？而且我还告诉他，据我所知，纳博科夫在《洛丽塔》出版之后，赚了一大笔版税，在瑞士买了一栋别墅，终于结束了住酒店的生涯。他有点不高兴，觉得我太实际，目光太过短浅，难道我就没本事继续挣这酒店的房费？再说，纳博科夫买别墅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在这家酒店只住了一个月，就换到了另一家酒店，这次是四星级的。但他否认换房是因为听了我的告诫。跟财务规划无关，他说。他的理由是，同一家酒店不能住太久，一个月是极限，否则，那种陌生感和漂泊感就没有了。诚如他所言，之后他频繁更换酒店，由于更换得太频繁，他也懒得每次都告诉我了。有一天，差不多十年后吧，他打来电话，让我去他那里喝一杯。我按他发给我的定位导航图，找到了北门靠近动物园的一个小区。我有点惊讶，问他，你买房了，不住酒店了？他微笑着环顾了一下自己住的这套两居室的公寓，然后带一点挑衅的口气对我说，你凭什么说这不是酒店？我也环顾了一下房间，所有陈设都跟普通家居一样，只是家具少一些，杂物少一些，客厅的摆布有点酒店的味道。真的是酒店？真的是，他点了点头。这是一家很特别的酒店，与你见过的所有酒店都不一样，它没有一个固定、集中的大楼，上万间客房分散在这座城市的各个小区里面，就像这样，但管理依然是酒店式的，房间有人打扫，床单有人换洗，灯泡坏了水龙头坏了有人维修，最重要的是，那种陌生感和漂泊感依然很浓厚，你可以在这个小区住一周，下一周拖着你的旅行箱又可以住到另一个小区去，甚至你想每天换一个小区住都可以。说话的时候，一个女人从卧室里走了出来，他只顾说话，没给我介绍，女人有点尴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看见我也不知该怎么打招呼。我只好先朝她点了点头，说了声你好。她也回报一个微笑，但没说话，看着我那位还在侃侃而谈的朋友等着他发话。他说，这绝对是酒店理念的一次革命，想一想，以后的所有小区都可能是一家家隐藏式的酒店。说到这里，他才像突然发现了那个女人，然后对我介绍说，这是小刘，她跟我一样，热爱住酒店。但他还是没介绍我是谁。小刘只好又朝我笑了一下，问，留下来吃饭吧？我去买点菜。小刘出门之后，我问他，准备结婚吗？他说，结婚也是可以的，纳博科夫曾经就是一家人住在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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