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志伟:如何在治疗中找到最佳平衡点？
詹庆元：在医学上的平衡点就是，在病人面临两种选择时，如何正确抉择，这就需要考虑利弊关系，比如该不该用呼吸机——上呼吸机可以改善通气，但有可能加重感染；如果不选择呼吸机可能会因呼吸衰竭死亡——寻找平衡点，一定是利大于弊，才会去做这个治疗。但实际上，医生之间的判断也是有差异的，还是要依据经验，深刻的思考过后，再去实施。
龚志伟:有一些患者器官受损。如果他们得了新冠肺炎，治疗这样的病人会更加困难。面对这样的病人，你是如何攻克堡垒的？
詹庆元：必须要面对现实。比如说，病人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病，治疗起来就会很难，住院时间长的，除了危重的病人，就是合并症较多的病人。这就考验多学科协作。
龚志伟:已经患过新冠肺炎的病人会复发吗？
詹庆元：我认为，复发这个词不太准确，有些病人出院后一查核酸又是阳性，这是复发还是本身病毒就没有转阴，本身就是个问题。一般理论上讲，病毒感染以后都会产生抗体，一段时间内对人体有保护作用，有无后遗症、并发症，这和病情的严重程度相关，情况严重甚至是危重型的患者可能有后遗症，比如肺纤维化，也可能会拖累其他系统，包括心脏、神经系统、生殖系统，但后遗症的发现需要大规模随访，三个月到一年，甚至是三年的随访，有了随访的资料后，才能有一个更明确的说法。
3.思想之间
龚芷葳：我们了解到疫情期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那就是您救助了两位武汉的同行，陪他们一起渡劫，和我们讲一讲这个故事？
詹清源:那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感染新冠肺炎的两位同事。他们是危重病人。当时在武汉肺科医院治疗，第二次在ECMO治疗。当时我的心就咯噔了一下，因为根据经验，如果患者两次使用ECMO后没有好转，情况就危险了。打听下来，他们的病真的很严重。征得肺科医院领导同意后，我把他们转到了我所在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校区。同济医院也给予了特别的支持，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们尽一切努力满足你。
我当时想，第一需要的就是人，这两个病人情况严峻，我带来的队伍，值守病房的兵力不足，只能向中心医院求援。二话没说，中心医院派来了四位得力的医生，十多位护士，又给予了有力的设备支持。为什么一定想把那两位重症病人接过来呢，一方面，他们是同行，知道他们在前线奋不顾身，罹患疫情，不由自主想伸手帮一把，另一方面，武汉那么多医护人员感染乃至去世，包括李文亮医生，我觉得特别遗憾，“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我这么做，其实是想弥补一下遗憾。
龚志伟:当初你选择ICU是出于什么原因？
詹庆元：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当年的老师，他的研究方向就是有关于呼吸重症；第二，我觉得自己很适合这个专业。ICU医师应该具备几个特质，这些特质好像我都有：一、有挑战精神，因为你面对的都是重症患者；第二：要果断、敢拍板、敢拿主意，但果断不是鲁莽，一定要基于客观、科学的综合分析再做决定；第三：要乐观，因为经常会面对死亡，不能因为抢救失败，就一蹶不振，要及时抽离，向前看；第四：身体素质好，我身体挺好，虽然不健身，但是从不暴饮暴食。如果不具备我说到的这些特质，时间一长，一定会产生疲惫的。
龚志伟:作为一名ICU医生，如何看待生死？
詹庆元： 我觉得，这就是“命”。如何解释呢，第一，这个病是否能治疗，你都要接受——总是有些病能治，有些病不行；第二，生死之间，你能不能遇到好医生；第三，生命是个谜，有时候说不清楚——有人看似熬不过这一关，但眼看着慢慢恢复过来，而有人身体状况还不错，但是越治病情越重——这就是在病情背后，有我们无法解释的影响因素。但是，虽然生死由命，作为ICU医生，我一定会尽全力救治每个病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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