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 ”而他的诗歌主张， 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 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 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 则补察之义废矣 。 ……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 虽质虽野， 采而奖之 。
（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 补察时政， 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 炯戒讽喻， 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 开讽刺之道， 察其得失之政， 通其上下之情 。 ”（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 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 在《新乐府序》中， 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 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 ”
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 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 议论须直白显露， 写事须绝假纯真， 形式须流利畅达， 具有歌谣色彩 。 也就是说， 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 又浅显易懂， 还便于入乐歌唱， 才算达到了极致 。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 全部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补察时政 。 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也 。 ”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 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 年齿渐长， 阅事渐多， 每与人言， 多询时务；每读书史， 多求理道， 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 ”
为时为事而作， 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 。 他也说：“但伤民病痛， 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 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 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 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 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 皇帝开壅蔽、达人情， 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 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 。 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 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 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 只用一个中心
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 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 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 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 则泼墨如雨， 务求尽情， 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 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 声随情起， 情随事迁， 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 。
除此之外， 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 。 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 夜雨闻铃肠断声”， 《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 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 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 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 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 不能自已 。
家族成员
祖父：白湟
祖母：薛氏
父亲：白季庚
长兄：白幼文
三弟：白行简
儿子：白阿崔
史书记载
《旧唐书?白居易传》
《新唐书?白居易传》
《唐才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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