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绶陈洪绶，比毕加索还早三百年的中国“丑画”大师( 二 ) 笔下

佛教禅宗就更明确了：都说众生平等了，还分什么美丑，论什么妍媸呢？
于是，早在唐末五代时，就有一位擅长画画的贯休和尚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既然我佛不歧视长相丑陋的人，那为什么菩萨罗汉都得往好看里画呢？”
说干就干，他立刻画了一组《十六罗汉图》，证明长得丑一点也不影响虔诚礼佛、普度众生。结果是一炮而红，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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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贯休《十六罗汉图》局部
到了南宋，又出了一个怪咖梁楷，他的绰号干脆就是“疯子”，代表作之一是这幅《布袋和尚图》——这种丑怪风尚，也同时出现在了石头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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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梁楷《布袋和尚图》
石头还有圏？不错，唐人就有 “盘”石头的爱好，而且石头越丑越怪，身价就越高。
白居易作《咏石诗》：“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
苏轼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不光对丑石头津津乐道，还画了一幅《枯木怪石图》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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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轼《枯木怪石图》
这真的不是个异形蜗牛吗？
对于把枯木怪石画成蜗牛这件事，苏轼是很有底气的。因为他自己说过: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画画这种事，要是追求“画得像”的话，跟小孩子有什么区别！
话都撂这儿了，苏轼要是还画得活灵活现通俗易懂，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所以，当这幅《枯木怪石图》于2018年重见天日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感叹：东坡果然是条说话算话的汉子。
言归正传，以上所有的“丑画”，之所以能得到一代又一代画家的追捧, 当然不是因为大家都瞎。
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丑”和“怪”，虽然不和谐、不匀称、秩序崩坏、比例失调，让看到它们的人感到迷惑、压抑、惊骇、厌恶……
但是反过来说，也证明了它们能在第一时间攫取观者的注意力，震慑观者的心灵，从而产生一种比传统的“美”更为强烈的感染力。
传统意义的“美”，是必须守规则、讲法度的：三庭五眼、左右对称、黄金分割……谁更符合标准，谁就更美。换句话说，“美”仿佛有尊卑高下，分三六九等。
在这样的语境下，刻意的“丑”，反而象征着对规则的嘲弄和颠覆，象征着画家奔向自由的反叛精神。
而陈洪绶，只不过是沿着这条道路一往无前地走了下去。他会选择这条路，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方面，当中国画发展到晚明以后，“前浪”们已经将“美”推到了极致，“后浪”很难再沿着同样的路径将之拍死在沙滩上，想要出头，也只好另辟蹊径，拓展新的空间；恰逢当时市民阶层扩大，个体意识开始增强，艺术圏对那些个性张扬、与众不同的东西也有了更高的接受度。
另一方面，陈洪绶的奇骇画风，是在他经历一系列的人间惨剧之后最终成形的。中年的他亲历了国破家亡、恩师绝食殉国、自己遁入空门……死是不想死，活又活不好，从一个肥马轻裘的公子哥儿变成了愤世嫉俗的病老头儿。
想想看，仇英生活在鼎盛的明中期，身处最繁华的苏州城，从底层爬到上流文艺圏，处处逢贵人，一生都在走上坡路，与陈洪绶的经历完全是两个极端。
所以，仇英笔下那种温润和谐、热热闹闹的俗世之美，对陈洪绶来说，已经是追不回的前世，是幻灭了的骗局，是虚无的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