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士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群体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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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与中国文化
这本书对当代中国学术界和知识界影响很大，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经典必读之作。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特殊阶层“士”阶层的兴起、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士人的俗语和成语，如“士志于道”，“士不可不勇，路漫漫其修远兮”，“士宜忧前忧后乐”。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听到，士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可以说，学者的历史文化特质是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一把金钥匙。而且，五四以来，一批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知识分子，也将学者视为自己的文化祖先和古代知识分子，试图从学者身上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因此，近百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往往成为热点。
早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关于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研究，如费孝通、吴晗的《论君子》和《论知识分子阶级》。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历史研究者将主要精力转向了阶级斗争史和社会形态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人关注知识分子及其历史的研究。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社会才逐渐有了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条件。
20世纪80年代，知识界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反思热潮。一方面，放眼世界，一些知识分子深受现代化和全球化冲击的刺激。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人们对东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有了丰富的想象。“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西学中用论”……这些关于文化走向的争论一度成为知识界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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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那一波文化热中，《儒林外史》于1987年在中国首次出版，引起了阅读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书中的内容正好呼应了文化热潮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一个重要的新窗口。这本书的第一版包含8篇论文。2003年再版时增加了四篇论文和一个附录，是现在读者最常用的版本。
早期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外部视角进行的。然而，《儒林外史与中国文化》与这些研究不同。本书引入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视角，特别强调了学者精神在人文层面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作者梳理了不同时期士人外在形态的历史演变，展现了士人始终如一的精神品质，即对“道”的不懈追求，对建立理想政治社会秩序的不懈追求，以及士人在权力面前的自尊。这本书对中国后来兴起的智力研究热影响很大。
【士与中国文化士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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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出生于1930年。他原本出生在天津，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迫回到家乡和农村。抗战八年，他也在农村生活了八年多。当时的中国农村几乎与现代世界隔绝，农村的生活秩序完全是儒家伦理维护的宗族自治。没有电灯、自来水、汽车和现代学校，已经开始上小学的余英时不得不求助于农村的私立学校。余英时后来经常说:“人类学家强调文化研究必须身临其境，亲身参与，而我的家乡是一个长期参与的过程。”这段人生经历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生动直观的了解。
后来，余英时留学香港，师从钱穆先生。钱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中国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他有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并且“一生都在唤起故国的灵魂”。他在香港和台湾省生活了一辈子，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钱穆的代表作是著名的《国史大纲》，系统地阐发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